新詩文／葉輝
一、
第一支鉛筆。第一條牛仔褲。
第一課教科書，第一本文學讀物。
第一次旅行。第一次搭飛機。
第一口香煙。第一口啤酒。
第一次反抗。第一次親密接觸。
無數的第一次，都過去了。鉛筆愈刨愈短，香煙燒成煙灰，啤酒給排洩了……物質消失但痕跡猶在，在記憶裡或隱或顯，或淡或忘；不完全淡忘的，或會變形或會異化（傾斜、顛倒、亂序、誤駁、破碎、易位、錯摸、混淆……）
第一個故事也許是於梨華的〈黃玲的第一個戀人〉，刊於黃色封面的《文學雜誌》，在奶路臣街買的；三十多年了，雜誌早已不在了；還記得故事裏的一對男女，年輕時相愛，失散多年，再次約會已是人到中年，記憶與現實世界相對照，殘酷而傷感；從此對年齡有著朦朧的焦慮，以為在焦慮中學會成長。
也記得菲臘‧杜郎（P. Delerm）的《第一口啤酒的滋味》，裏面捕捉了許多新鮮而敏銳的小記憶，說「第一口啤酒的滋味是唯一像啤酒的」，「之後的每一口，愈來愈稀淡、愈來愈沒甚麼感覺。」邊讀邊想：也許拍煙也是，性愛也是。
至於在網上讀到的《第一次的親密接觸》，於我似是個不留任何記憶的夢境，一個叫做痞子的博士生的第一個網上連載小說，據說在虛擬世界裏「嚴重地欺騙了」許多在網絡上遊蕩的少男少女的感情。
記憶總因固執而美好，但我們活得太匆忙，以至無從引證，活得太疲累，以至拒絕引證，一生中無數的第一次要不是因固執而繼續美好，恐怕都成了餘生的謊言，除了自己，還可騙誰？
二、
有一天，佛洛伊德老先生看見他十八個月大的孫兒在遊戲，孫兒扔掉了一個捲線筒，愉悅地嚷著：fort！（那是說：「在那邊」、「走了」或「沒有了」），然後拉著綁在捲線筒上的線，把捲線筒拉回身邊，也愉悅地嚷：da！（那是說：「這邊」、「回來了」）。
在老先生看來，這場幼兒遊戲隱伏深刻的寓意。他在《釋夢》和《超越快樂原則》，一再把這場「離開／歸來」的遊戲解釋為：「幼兒對不在身邊的母親的象徵性支配。」
佛洛伊德主義者後來不斷闡釋這場遊戲的深層意義，出身和夢境、石頭和情書、足球和詩句、車站和排洩……愈是隱藏的，焦慮便愈深沉。按照拉康的說法，最早的喪失物是母親的身體，焦慮驅使我們在欲望無窮的換喻運動中尋求喪失物的替身。
「離開／歸來」也許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最簡短的故事：
一件物體的消失。
那件物體在記憶裏的存在。
法國學者狄薩圖（M. de Certeau）在遺著《日常生活的實踐》中，把「離開／歸來」遊戲稱為「快樂的操作」，他說，這樣的操作是一種「原型的場所結構」；他說，在城中漫步，記憶把我們和地方連結起來，那是一種純個人的、精神的隱喻：空間的日常生活實踐，就是重現快樂而無聲的童年經驗，那是說，在一個地方，一個人，成為他者並走向他處。對這個法國人來說，散步的城市在美國。記憶的母體在法國，日常生活的實踐，城市及其隱喻，或可借他引用的阿里斯多得《詩學》的一句話來概括：「隱喻存於給事物命名，而名稱卻屬於他物。」
記憶儘管未必可靠（總因固執而美好且繼續美好），裡面有大多洞穴和縫隙，潛伏著這樣或那樣的欲望，可是我們除了記憶還有甚麼？
或者轉換另一種說法：總是有些事物喪失了。有些人不在了，故事才得以開展敘述；要是存在過的事物都原封不動，出過場的人物都在身邊，也許我們就再沒有甚麼故事可敘說了。
三、
很多年過去了，累積的喪失物愈來愈多，皮鞋和紀念冊，眼鏡和足球，同學和戀人，鎖匙和枕頭，親人和仇人，盒子和房子……我們如何忍受事物和人物的不斷消失而活得尚好呢？最簡短的兩個答案：
其一，在我們有生之年，始終貫徹著一種未經開顯的認知：事物和人物終會以某一形式回來，「離開」僅僅與「歸來」相連起來才有意義。
其二，我們已經在累積的消失中習慣了佛洛伊德主義者所說的焦慮。
大約在一九八九年秋天，我決定「大遷徙」之前，買了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布魯姆（H. Bloom）《影響的焦慮》中譯本。一九九○年夏天，在哈佛廣場的一家書店，又買了那本書的英文原著。兩本書都讀過了，有時只讀中譯本，有時中英對照來讀，印象最深的，倒是書中有大量不好記憶的術語。
有一次，接納了伊高頓（Terry Eagleton）的建議，不把那本書當作「解構批評」來讀，乾脆讀成一首詩。伊高頓說，布魯姆的評論是「某種形式的詩」，「就像一首詩對另一首詩所隱含的批評」。那真是極好的提議，布魯姆總把當代詩人看作具有俄狄浦斯情緒的兒子，千方百計要反叛「詩的傳統」此一女性形象。在《影響的焦慮》書末，布魯姆用略帶抒情而富於思辯的詩化文體寫道：
奔波了三天三夜的他來到了這地方，
但卻肯定這個地方是不可到達的。
……
奔波了三天二夜的他沒有到達那個地方，於是
他又策馬離去。
那是「離開／歸來」遊戲的變奏呢。這個尋而不遇的故事，在博爾赫斯的《想像的動物》中，有另一版本：傳說中的西牟（Simurgh）是不朽的鳥，築巢在知識樹上，曾在中國某地拋下一片彩羽。鳥族有一天決定一起去尋找西牟，牠們飛越了七谷七海，大多離隊了，失散了，最終只有三十隻到達目的地，見到了西牟：原來牠們自己就是西牟，西牟是牠們的個體，也是牠們的整體。
西牟是不存在的存在：我們或者都在尋找自己，虛構的集體記憶裏或有一個虛構的自己。我們活得太匆忙，以至無從引證，活得太疲累，以至拒絕引證，記憶裏的喪失物（包括自己）漸積漸多，我們漸行漸遠，以至無法回到童蒙，無復初始簡樸的快樂，尋回或尋不回的，可能只是一些替身，一些隱喻：為此物命名，名稱卻屬於他物。
伊高頓說：「寫作不但誘發我們潛意識的『欲動遊戲』，而且讓我們分享某些有意義的信仰和環境，兩個領域還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：我們需要從中尋索某種精神苦樂的根據。」書寫也許是有生之年最後的一場「離開／歸來」的遊戲了，閱讀也是；一九九六年一個下雪的上午，我在波士頓一間圖書館發現：美國人布魯姆所論述的《影響的焦慮》，與法國人吉拉爾（R. Girard）的著作《妒忌劇院》，原來有一段詩學上的血緣關係，兩個「佛洛伊德的讀者」，一說「焦慮」，一說「妒忌」，本源恐怕還是「離開／歸來」的遊戲。
（原刊《文學世紀》第3期，2000年6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