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詩文／葉輝
食物和人物之一：從物質到人性
我想告訴你，讀了兩個版本﹙電郵附件版本和印刷版本﹚的《東西》，都聯想到艾柯(Umberto Eco)的一篇短文——〈如何帶著一條三文魚去旅行〉(1)。
那是個有趣的故事：艾柯在斯德哥爾摩買了一條煙三文魚，帶到倫敦的一間酒店，他將房間的雪櫃裡的酒、果汁、礦泉水……放進抽屜，騰出空間來放煙三文魚。翌日他外出，回到房間，看見三文魚放在桌上，雪櫃再放滿新的酒水，舊的酒水仍在抽屜裡，他向酒店解釋一番之後，再次把雪櫃的酒水搬到抽屜，把三文魚放進雪櫃。第三天他外出，回到房間，三文魚放在桌上，快要發霉了，雪櫃添滿酒水，前兩天的酒水仍在抽屜……據說酒店用電腦管理，但電腦壞了；酒店聘用很多印度人和馬來西亞人，英語說不好，所以不接受口頭指令。
那是一個關於旅行、食物和文化的故事。那種教人哭笑不得的處境你也許遇到過，情節未必雷同，跟《東西》卻未必風馬牛不相及吧。我想從食物和人物說起。
起初你總稱呼食物為「你」，用最簡約而親切的擬人化話語，跟食物人性化地對談，你對〈蓮霧〉說：「我問你的名字／到底有甚麼意思／你叫我不要追問／對我不會有甚麼新意／不過是一把聲音／枝頭遇上一陣清風／記得也好最好忘記」，仿傳奇邂逅的語氣，借用徐志摩的句子，約略陌生化和浪漫化的水果名字，詩以異趣始，卻以平淡的勸勉止：「並沒有向你要求新奇／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」，這種對「你」的勸勉，往往帶點自況的意思，關於這一點，我想我比誰都較能明白你的潛話語。你對〈黃色的辣椒〉說：「從糾纏不清的植物關係裡／展開自己以爽脆的笑容……／我會永遠支持你／對抗平庸的口味」，彷彿認同，內裡何嘗沒有自況的意思？食物於「我」豈止口腹之欲？有說不完的共同話題才談得投契，物質總是帶有人情才可親近。這一層意思當然只是基礎——但我以為，太多人讚嘆巍峨的建築，卻沒有多少人欣賞沉實的基礎，甚或對基礎視而不見，也許是我們的詩壇最大的悲哀。
這些稱呼食物為「你」的詩，跟〈書信〉那一輯寫給友人的詩對照來讀，就格外有趣了。那些用詩來寫的書信，起初也是稱友人為「你」，你對M.C.說：「你的細問令我檢視自己／用的字眼經得起按脈的指頭」，「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／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」(〈有關翻譯的通信〉)，你對閔德福說：「離開了中國更接近中國／拔地崇山通向奇詭的視野／也許從此你更可以專心／在燈下喚回聊齋的魂？」「你在南法陽光底下／我在島上處處煙塵／何時再來一瓶紅酒／圍桌討論詩的文字？」(〈歲暮懷閔德福〉)，與人通信的親和語氣，不也就是跟食物對談的語氣嗎？寫〈蓮霧〉借用徐志摩的詩句，寫〈歲暮懷閔德福〉也借用了杜甫〈春日憶李白〉的「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」的那一層意思，我想，外地的食物和人物於你是那麼親近，那大概就是你常說的「跨越文化」——達致「文化互用／互換」，由彼及此，詩中乃有食物與人物的互相鑑照，由一個層面的認知，發展出兩個(以至多個)——食物由簡而繁，人物由陌生而熟悉，詩於是也有歷時的參照和考慮，也總是這樣，物質才因文化和人情的滲染而顯得豐厚可親吧。
食物和人物之二：從「異」到文化身份
艾柯帶著三文魚，你帶著台灣友人所贈的白玉苦瓜，這樣的旅行，跟不同地區的物質如香料、茶葉、陶瓷、動物﹙如長頸鹿﹚、烹調方法等等對外貿易或異地移植，本質上或帶有文化身份的可疑性，也許這種游歷除了叫做「放逐」(exile)，也叫「移民」(emigration)、「遷徙」 (migration)或「散佈」(Diaspora)。
如果用你的德國朋友顧彬(W.Kubin)的話來說，那叫做「異的研究」(exotism)——異鄉、異地、異性、異質、異世、異國情調或異國主義(2)。顧彬說：「異」是「我」所不了解的一切(我想，「異」即他者)。顧彬說：「異」是代表著一種態度的陌生感。也許，社會語境早就變遷了，我們不必執意於顧彬所論述的原意——過去幾個世紀西方與東方因文化隔閡而催生的種種冒險探奇，但我以為，他對「異」的研究方法，對於閱讀〈東西〉無疑極有啟發。
一如你在多首作品和詩集〈後記〉所說，文化和文字總有翻譯表意上的重重險阻，如何將最表層的物質性以至最深層的人性適體喻達呢？我想，在游歷和翻譯的過程中，我們常常跟「異」面對面，有所爭拗也有所商量。我想舉〈翻譯土耳其菜〉為例，詩說「……這些異國的味道總會挑戰／我們習慣的字彙和修辭」，然後，展開連串的詢問：
怎樣翻譯這個古怪的菜名？
可是土耳其的佛跳牆？
乳酪醬煮羊肉可令菩薩也坐不穩？
我們如何可以跳進一窩熱湯
撈出那些已溶化的美味的骨頭
給一個缺席的食客翻譯
留在口腔的滋味？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
把祖母的香料和醃菜搬過大洋
烹飪時會不會覺得變了味道？
若果來自不同省份的糕點甜品堅持
移民也不會改變它們的髮型和鼻子
你的字典裡可有容它的家居？
……………
借土耳其菜的陌生感，將它看作自我審視的他者，很明顯，詩裡所說的已不僅僅是食物，你在食物裡發現了「異」，「異」也不僅僅是個象徵或者寓意，而是更深層的東西，比如說，文化身份的猶豫和重認。通過對「異」的閱讀、翻譯、想像、思索，跟「異」爭拗、磋商、辯證、詰難，我們如何處理不可確知的事物和感情才可以擺脫誤解、歪曲和故意的傷害？我們如何區分一生中固定傾向與暫時傾向的矛盾才可以免於恐懼、盲從和主觀的渴望？我們如何理解西方學者所說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、如何理解安德森(B.Anderson)所說的文化認同「……無法被回憶，它必須被敘述」(3)？世界分裂了﹙如蘇聯，如東歐集團﹚又統合了﹙如歐洲共同體、如日益囂張的全球化概念﹚，我們如何繞過一些耀眼的西方顯學而免於不假思索的搬用？如何避免固守中國觀點而又不排斥文化傳統才有利於跟世界應對？也許，游歷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笨方法；繞過陳套的語言和觀念，具體地將細碎的想法用詩來敘說從頭，是另一種吧。
游歷的陌生感和家常的熟悉化是《東西》常常出現的課題，處理土耳其菜如此，處理一些人物，也有相似的考慮，比如〈吳歷在灣畔寫畫〉：
沿路尋覓鄉音與春耕的風俗
只找到舖花街上錦衣的女子
你端起筆來，一心超越眼前
具體的市聲，回到神逸的山水
你的蠅頭外邊盡是異地的鳥爪
不眠的晚上似聽見有船出海
早上但是漁舟帶回午飯的鮮魚
大三巴教堂階前擺滿紅黃鮮果
黑人在街上跳舞，陌生的風俗
隨新顏色逐漸進入你的家常
吳歷無疑具有相當複雜的文化身份，他到澳門原是游歷或寄居，豈料那麼的一次遷徙，卻變成一個多重意義上的移民——地理的移民，由中土移居澳門這邊緣小城；時間的移民，由明而清；創作的移民，由中國山水畫到西洋畫；宗教的移民，在澳門皈依了天主教。他從家常生活到精神世界都融和了形形色色的「異」，也許正是「無法被回憶，必須被敘述」最為鮮明的例子吧。
《東西》處理了大量像土耳其菜和吳歷那樣邊緣的食物和人物，食物如〈蕁麻菜湯〉(是火燒一般的葉子／曾經的傷採摘的手掌／是我們戰時的貧窮／煮成今日的從容／是親人的顛沛流離／煮成懷舊湯羹的家常……)，如〈印尼飯〉(坐在柏林這亞洲飯館裡／像昔日傳來香料／傳來今日新聞／美麗的島上／發生了醜惡的事情／……早已不能和諧相處／只是在絕境裡相煎)，人物如漢學家閔德福﹙羡慕你離開了千層文案／從此再沒有開不完的會議／不必審批毫無意義的計劃／應付官僚的鴻文和備忘﹚，如〈君特的房子〉裡的君特(用十六年的時間／把陌生的山頭變成自己的家／開鑿了上山的路／架起了屋樑／開一個窗／納入層層疊疊的遠山)，也總有出位之思、越界之想。對於這些食物和人物的際遇和經歷，以及從家常和變異歷練而出的某些美好的品格，難道你不曾有過感動？不曾有過嚮往？然而我們深知從他者身上的品格去審視乃至解釋自我其實險阻重重，跨越不同的文化，以及文化身份，去尋找文化認同，以及文化借用的根據，光是感動和嚮往恐怕無濟於事。幸好有詩幫助我們透過抽象或具體的人情和物理，逐層探索，從表層和基礎入手、留神、思考、推敲，層層上下求索、回顧前瞻，或可於他者的歷史，鑑照自我抉擇的端倪吧……這樣的歷程，也許近於古人所說的「格物致知」吧。
異物和異性：從幻由人生到抒情境界
我曾告訴你，關於〈聊齋〉那一輯詩﹙在《作家》發表時總題為〈誌異十一首〉，我有好一些想法。首先，我想到顧彬所論述的「女性和異國主義」：西方再無法佔據殖民地了，所以有這樣的慨嘆——世界上僅存的殖民地恐怕只有女性了，這是一層意思；對西方的男性來說，女性活在他們的世界以外，代表一種未受異化的質素，一個未受現代性洗禮的異國﹙處女地？﹚，顧彬引述席勒的這番話以深化西方男性對異性的認知：「……到另一個世界去，是一種死亡旅程，男性只有到達女性的世界，他們的抽象自我ich才會死亡，而具體的自我Bin才開始出現」(4)，這是另一層意思。〈聊齋〉是一個有情的精怪世界，蒲松齡筆下的書生才子何嘗不是常常遁入由異物／異性構建的異世？比如說〈畫壁〉：
東壁上散花天女栩栩如生
我凝神注目看見了你
垂髮的少女，張嘴將要說話
流動的眼波要將我納入
觀看的範圍，令我神搖意奪
飄忽如駕雲霧去到遙遠壁上
身處殿閣聽一位老僧說法
我在眾人的背後擁你入懷
你輕輕掙開，又回身抱我
頰上的紅暈讓燙熱的嘴唇
欲言又止，衣衫上的言詞
老夾纏不清，有汗濕的指頭
在背上寫字，告我深埋的秘密
唯金甲使者把我們好夢驚醒
你啟壁上小扉遁去我躲匿一角
但覺耳際蟬鳴，目中火出
直至寺僧喚我久遊也該歸去
飄然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
悵看一壁無法再進入的圖畫
那兒有你，挽起螺髮的愛人
東壁上栩栩如生的散花天女
整首詩都引用了，是因為這首詩改編後基本上較「忠於原著」，個別套語如「神搖意奪」、「灰心木立」直接從原著搬借，只是由第三人稱改為第一人稱。十一首裡，十首都是「我」與由菊、鴿、石、蜂、蛙……等異物化身的異性﹙你﹚的對話，只有改編自〈促織〉的〈蟋蟀〉一首，「我」是化身蟋蟀的兒子，對父母﹙你們﹚獨白言志，這十首以外的一首，也許是你有意或無意的自我反叛或自我解構吧，十首仿情詩加一首仿言志詩，將之理解為破而後立的整體格局考慮，我以為也未嘗不可。說回〈畫壁〉，原著結尾有「幻由人生」的解說，「異史氏曰」也者，那是小說的格局，你的詩當然沒有、也不宜加入這樣的「蛇足」。然而「幻由人生」這四個字我倒覺得極有意思，異物化身異性，走進畫中的異世，或者像改動得較徹底的〈畫皮〉所迷所惑的那幅彩繪的人皮，是真是幻，大概不必以原著為依歸，原著是一個本文，詩是另一個，兩相對照，有如鏡象，我以為更有亦幻亦真的趣味。
十首仿情詩和一首仿言志詩用第一人稱直接敘說，或有助於高友工所論述的「抒情境界」的展佈。西方敘事學極重視敘述者(teller)的角色和語調，羅拔舒浩斯(Robert Scholes)與羅拔基洛(Robert Kellogg)在他們合著的《敘事本質》(Nature of Narrative)，以敘述者的角色來區分西方三大文類：
抒情詩有敘述者，但沒有故事；
戲劇有場面和故事，卻沒有敘述者；
敘事文學﹙主要是小說﹚既有敘述者又有故事。
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是小說，你的是詩，你以第一人稱敘說，「我」是敘述者，可以是但未必就是詩人本身。高友工在〈中國敘述傳統的抒情境界〉一文提出很多精闢的見解，他考據了「抒情內化」的本質，指出抒情經驗即最終的詩形式，此一象徵世界並不指涉外緣世界，而是一個內向而自容自足的、理想的或理想化的世界，從而推論抒情詩乃基於內化，而敘述文學則見諸外化——要是兩相交織，抒情自我之境與現實世界總有不可避免的衝突和矛盾。衝突和矛盾或帶來若干破壞，卻迫使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的不完整(甚至斷裂、缺陷、破碎……)，感到人生無常之苦、文字之荒唐(5)。我希望沒有過於簡化高友工的論述。以〈壁畫〉為例，入畫中異世而「神搖意奪」，回到人間「悵看一壁無法再進入的圖畫」而「灰心木立」，兩個世界的抉擇或無可抉擇，你憑詩寄意，我心領神會。小說和詩的對話，有時是抒情內化，有時是人間有憾，「幻由人生」彷彿因而多了另一層意思——異世裡由異物幻化的異性，許是另一種可供自我審視的他者。
信物和雜物：物的秩序及其疑點
我們都愛讀米高安達傑(Michael Andaatje)的作品，首先也許是《英國病人》，然後是《浩劫餘生》(Coming through Slaughter)，跟著還要讀他的Anil’s Ghost，還要找他的詩集來讀。我喜愛這位在斯里蘭卡出生、早年移民加拿大的作家，是由於他的小說裏總有活在異域﹙地理的和精神的﹚的異見者或異鄉人，對世界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幻覺和非非之想，有所執著也有所懷疑，我甚至以為像他小說裡那麼複雜的世界，在東方和西方的邊緣﹙也是地理的和精神的﹚，許是薩伊德(Edward Said)的《東方學》或還在熙熙攘攘的後殖民論述也未必可以切中要害的。
安達傑的小說我還讀得不夠多，也不夠深入，只是想說，就我所讀到有限的他的作品當中，總是教我思索一些概念，此如上文所提到的「放逐」、「移民」、「遷徙」、「散佈」……等等，從中感悟生命旅程的種種浮盪不定、種種可信與可疑之間的一些甚麼——不一定是安慰，有時可能是更大的動搖或損害，只是在回到人間的時候，更懂得習以為常地適從種種的不完整(以至斷裂、扭曲、傾斜、破碎、崩缺……)。《東西》的一些詩也給我類近的觸動，尤其是〈東與西：澳門〉那一輯，最是近在眼前的對照對象，想不到就是最深刻的——前此我一直忽略了寫澳門歷史人物和建築物那幾首呢。〈吳歷在灣畔作畫〉是其中一首，〈鄭觀應在大屋寫作《盛世危言》〉是另一首：
性好游歷各國與中外達人傑士交遊
每於酒酣耳熱之餘側聞偉論悵觸於懷
筆記歐洲名儒的著述，從行程中不斷叩問
學制、商業、農事與礦務，帶回萬國於一室
與時艱共商量，如何可以轉移積患以養民？
遠洋帶回的訊息不知可有一人想要聆聽？
鄭觀應和吳歷來自中土，英國畫家錢納利和葡萄牙詩人庇山耶來自西方，他們或先或後在那麼一個歷史的轉折期游歷、移居、遷徒乃至終老於那麼一個東西文化交匯的小地方，這些都是詩的書寫範圍以外的歷史背景罷了，你有幸以一個近距離的他者身份參與其間，我以為未必沒有參照然後回頭審視的嚮往與欲望——不知可有一人想要聆聽？不知可有一人想要聆聽？說的是塵埃落定的歷史，當中或有伶仃洋沖洗不去的信物如大屋、酒店、廟宇，以及附於信物的某些精神，也有更多的雜物如破磚爛瓦、野草蛛網，以及在雜物還沒有敗壞透便已失去記憶的一些東西。其實還沒有寫完，但篇幅已盡了，有甚麼辦法呢？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地適從了不完整，如詩集在排版過程中流失的一些分段，一些形式………
＊《東西》，Oxford，香港，2000年。
補記
是的，其實還沒有寫完。一直都以為可以續寫——只需要時間，可是，才擱置了七八個月，已經沒法回到當時的語境了。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，留下如此或如彼的缺陷——有一次接到詩友的電郵，談到這篇未完成的文章，我只好這樣回覆：「我深知自己想做的事情太多而可供使用的時間太少，掘了大量的路面，滿目爛攤，不知何時才一一修好填平。」
校核這篇文章時發覺，《東西》分八輯，我談得最少的可能是〈三．東西牆〉、〈四．東與西：南法到巴黎〉和〈六．東西走〉這三輯，我想，大概是由於兩輯詩所言及的國度和事物，於我畢竟是另一種「異」——〈冬曰往柏林以北松林湖畔〉所說的「德文裡這些字眼的含義」、「但我們又該如何翻譯時間？」〈柏林的地址〉所說的「不同時間同棲於異國的園圃／…………／我們如何闡釋悲劇？」「飄泊的異葉需要更大堅毅去抗拒／歧異被收編，變成可接受的一葉浪漫傳奇」……等等詩句，語言是我所熟知的，處境的「異」於我不免是一種隔閡，不知從何說起了。
我不是對這三輯的「異」沒有感覺，我想我特別喜歡〈雪後踏足哲人小徑〉那些近乎「破碎」的詩行，邊讀邊想起這種排列形式在《雷聲與蟬鳴》、《游詩》也有過類近的嘗試，想起這種排列的形式與帕斯(O.Paz)和約翰．基冶(John Cage)的關係——兩位詩人都是梁秉鈞所喜歡的，他們都用過這種排列形式，而破碎的詩行留有大量空白，彷彿滿佈擱延的時間感，讓讀詩的人在線性的斷裂裡停下來，與詩人一起組織空白的距離。我也喜歡〈在南法看勺園修禊圖〉這首帶有絕句意趣、卻又不忘回看人間現實的詩。我談得較少，隔了七八個月才明白，不僅僅因為「異」，而是找不到與詩人言說的據點。
〈一頭後埃及長途跋涉去到巴黎的長頸鹿〉嘗試以整齊的形式和節奏，凸現長頸鹿這異物在異邦所遇到的歧異目光，述說仿童話的奇遇彷彿別有懷抱，每段均以長頸鹿的自嘲收結，第一段說「只是你沒法把我包紮／也不能把我塞在艙底／因為我是一頭長頸鹿」，第二段說「讓我伸出長頸來透氣／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／因為我是一頭長頸鹿」，第三段語氣好像放緩而變得無奈：「只好聽從專家的意見／我不過是一頭長頸鹿」，到了最後一段還是有所堅持的：「不因為我有甚麼功績／只因為我是一頭長頸鹿」，由東而西的長途跋涉，也許不一定是長頸鹿的意願，然則這頭高大的異物不甘於任人擺佈，到了巴黎竟也成為一種時尚(「詩人寫最新的詩行：／我就是一頭長頸鹿！」)，這詩的趣味裡不無鬱結，我邊讀邊會心微笑，甚或以為自己從中讀破了長頸鹿的隱喻呢。也許，長頸鹿或因形體的「異」而凸顯了放逐或被放逐的涵義，〈蘇東坡在惠州〉、〈渡葉〉、〈十九世紀中葉初訪香港的一位美國人〉、不同處境裡吃到的流徙於異域而起了異變的食物，何嘗沒有類近的自況？
二○○一年四月
注釋：
- see Umberto Eco,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 & Other Essays, tran.by William Weaver, A Harvest Book, 1994,pp.5-8.
- 見顧彬《關於「異」的研究》，曹衛東編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10月，頁1-18。
- see Benedict Anderson, Imagined Communities: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, Verso London, 1983.
- 同注 2，頁46。
- see Yu-kung Ko, Lyric Vision in Chinese Narrative: A Reading Of Hung-low Meng and Ju-lin Wai-shih*, in Andrew H. Blake ed., Chinese Narrative,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,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, pp.237-243.
